姜文：我觉得是这样，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，除非有人回避他的孤独，那我没办法了。回避孤独有各种各样的办法，包括上网，找对象，乱七八糟吃喝玩乐，这些大体除了基本的温饱，都是回避孤独。如果说张牧之孤独从他第一句话就孤独了，他们说“没打中”，牧之说“让子弹飞一会儿”，这就已经是种孤独了。
对话者/姜文 程青松
早在2002年1月，我和黄鸥在姜文家和他有过一次对话，我们把对话《姜文的前世今生》放到了《我的摄影机不撒谎――先锋电影人档案》这本书里，那时候，姜文导演的电影作品只有两部，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和《鬼子来了》，但是都锋芒毕露，才华横溢。
八年过去了，姜文在这个时间里，拍片的速度并不快，《太阳照常升起》和《让子弹飞》是他在这八年里拍摄的两部电影。两部作品出来，依然成为众多观众热议的影片。《太阳照常升起》上映之后的“生不逢时”和《让子弹飞》获得的七亿票房形成了极大的反差。
2011年1月。我和黄鸥再度来到姜文导演的工作室，有了我们的第二次对话。
程青松：《让子弹飞》的票房很惊人，已经到7个亿了。
姜文：我不知道数，马珂(制片人)他们管着票房的事。
程青松：昨天晚上睡得很晚，把《太阳照常升起》和《鬼子来了》又看了一遍。听说最近很多人都失眠。
姜文：我睡得着。
程青松：其实我们今天还是主要围绕你的几部电影来谈，但票房还是大家现在最关注的东西，它肯定会创国产电影的最高票房。很多人说要拍续集，您好像也说会拍续集。
姜文：我瞎说的，有可能拍，有一些是在跟观众见面的时候，观众强烈要求拍续集，我就说好，说着说着就出现了一些续集里的情节，比如说葛优剩上半身了，我们可以把他上半身扔来扔去的，同时还可以开枪。有句话说得非常好，说葛优的下半身丢在了树上，说他到了上海以后，用上半身来讲述下半生，葛优这个角色已经有定位了。
程青松：电影上映后反响很强烈，可以感觉到，人民群众的智慧是很厉害的。《让子弹飞》上映之后，网络的讨论相当地热烈。关于鹅城，关于马拉火车，关于黄四郎，关于铁门，关于上海及浦东，关于子弹，长刀和短刀，有很多的阐释都出来了，你肯定没想到会有这么多的阐释？
姜文：会有很多议论，这点是想到了。
程青松：故意设计？
姜文：也不是故意设计，比如我们盖一个黄鹤楼，有人就会写“故人西辞黄鹤楼”，也有人会写成“黄鹤一去不复返”；你也可以盖一个岳阳楼，也会有人来写一个《岳阳楼记》。我觉得大家的评论有很多其实跟电影没关系。其实，就是这些人面对一个美景，怎么来写他的黄鹤楼和岳阳楼。有些人还真就写不成，有些人就写得让你觉得已经超过这个建筑了，可这个电影，本身不过就是那个“建筑”而已。唯一在拍之前我们就知道的是：你只要刺激到，让他(观众)足够兴奋，他(观众)就可以想得各种没边没沿。其实现在这种解读，我觉得都不叫过度，因为太集中在政治解读了，这反映出我们在这个地区人的生活状态和心理世界的狭窄。
程青松：也可以是别的方面。
姜文：但是我觉得就局限在一个范围里面，完全不够夸张。
程青松：我知道肯定不是。
姜文：当然人家绝对没有恶意的，只是岳阳楼和黄鹤楼往那里一放，他聊成“孤帆远影碧空尽”了，那个聊成“白云千载空悠悠”了，他们各聊各的，但是还是有不同的境界。
程青松：电影发生的年代在民国。所以也难免有各种解读。
姜文：这种解读我多少有点觉得把我们的电影给聊低了。我在香港跟一个学生就说，我说蒋介石不值得我用一个电影来影射，太不值得了，哪个政治人物值得我用电影影射？我不是狂妄，我是觉得他们不值。我觉得作为艺术高于他们，不会影射他们。他们这么想我不怪他们，我是觉得本地区的想象力太单一。
程青松：但是我发觉《让子弹飞》的不少观众都是这样参与进来的。
姜文：这个也没有错。整个世界就存在在误读当中，这也算是一种误读，但是误读不代表他不兴奋。
程青松：(不管怎么误读)，这些还是建立在《让子弹飞》这个电影文本的基础上，这个电影本身给观众带来了刺激和兴奋。
姜文：《阿凡达》在中国都能读成拆迁，太具有想象力了。
程青松：听说是他们宣传团队在中国调查市场的时候说最热门的话题是拆迁，宣传上是有预谋的。
姜文：这也充分暴露了我们的观众在感受《让子弹飞》层次上比较狭窄，这同时反映了当时他们为什么说看不懂《太阳照常升起》。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叫精神世界，不知道什么叫你用真实的眼睛看生活，这个电影的生活，跟你所受的教育的生活是不一样的。
程青松：也就是说《太阳照常升起》你并没有迁就观众看电影的习惯。
姜文：比如他们说黄秋生这个人怎么就这样死了，其实生活当中大量是这样死的，观众看惯了其他电影当中死的例子，习惯了之前被教育的那一套。
程青松：好莱坞电影在叙事上也是有模式的，早期的明星要么是性感的，要么是冷艳，都设计好。
姜文：这多讨厌，一辈子按照规则活，不是白活了吗？
程青松：尤其是观众的经验，《鬼子来了》，马大山的头砍掉了，还眨眼睛，《太阳照常升起》的结构也是，故事的结尾实际是故事的开头，两个女人骑着骆驼在沙漠相遇，然后分开，到不同的地方去，然后有各自的故事。对于电影经验很狭窄的观众来说，就会接受不了。
姜文：为什么说艺术片有意义？是因为它把不同的世界呈现给你，这是一种诚意。而不是说你习惯这个事，我给你来这个，你看着挺爽的那种电影，其实可能没什么大意思。
程青松：就是一个思维定式把人框住了。《太阳照常升起》有可能是他们准备不足。
姜文：《太阳照常升起》是尊重了生活的本质，《让子弹飞》是遵守了电影的本质。
“我不是任何人的粉”
――姜文
程青松：有人说姜文有崇拜毛龘泽东的情结，说里面的张牧之就是毛龘泽东，你个人对毛龘泽东是有那样的崇拜吗？
姜文：如果要把这个当做问题的话，那就请给我一点时间来回答。第一我得这么说，毛龘泽东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，但他不是我的偶像。这是两回事，人物是人物，我很多时候强调毛龘泽东是个大人物，那是针对很多人去贬低他，或者说是廉价地批评他，我很反感这种对毛龘泽东的态度。
程青松：简单的、粗暴的批评？
姜文：现在有一些人旗帜鲜明地表态，称不觉得毛龘泽东很了不起，并且这种说法正在成为一种流行，这种态度我不赞成。作为人物，如果大家理解什么叫“人物”的话，毛龘泽东是出众的，当然，这也不意味着他没有问题。
程青松：你觉得别人肯定是误读了，关于毛龘泽东这一块。
姜文：我觉得毛龘泽东确实是一个人物，但我不是毛粉，我不是任何人的粉。粉丝是特别容易变心和不理智的，粉丝也基本上是不动脑筋的，无条件的，我不是无条件的。
程青松：你要演毛龘泽东吗？
姜文：我是一个很愿意演戏的演员，但是要有好剧本。
程青松：《让子弹飞》里出现的军刀，还有自戕的场面。有人说你受日本电影影响很大。
姜文：我根本不喜欢日本电影，他们还说我像莱昂内(《美国往事》的导演)，你去看看他的电影，节奏特别慢，我所有的电影就没这么慢过，我怎么会喜欢他呢？
程青松：很多人会把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和《美国往事》在叙事上联系起来，比如，偷看女孩子跳舞。
姜文：我小时候还偷看过很多次，我亲身看过，那肯定是在莱昂内拍《美国往事》之前了。好几次别人给我放他的片子，我看到一半，就说别让我看了，如果让重新再剪一遍，一定比现在好看。莱昂内是手艺，我做的不是手艺活。他太迷恋手艺了，做的东西特别有手艺感，哨吹半天，帽子折腾半天，枪弄半天，我是不喜欢玩手艺的。我的电影不手艺，是从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开始，好看的东西不要老得瑟(得意纠缠)，差不多就走，所以剪接的节奏都很快。
程青松：还有人说姜文的电影是向《教父》致敬。
姜文：我致什么敬啊？这不是因为狂，这是因为我有创作者应有的心态。这和我拍完电影再去看《教父》，觉得这个片子不错，是不矛盾的，就像你打仗的时候说我肯定打死他，但是你打完之后说这个对手挺了不起的，是两个心态。你拍戏的时候，就准备好向谁致敬，这个电影就不可能拍出来了。
程青松：每个观众都有自己的一些观影的体验，还有两个导演被大家提到的比较多，一个是库斯图里卡，一个是昆汀・塔伦蒂诺。《太阳照常升起》被联系到库斯图里卡电影狂欢的气质，《让子弹飞》则被拿来跟昆汀的《无耻混蛋》比较。
姜文：我觉得这不是我的事。
程青松：是读解人的事？
姜文：这就是看见黄鹤楼的人能写出什么来的问题，咱们举的都是那些流传下来的美文，很多人看到黄鹤楼，其实可能也写不出什么来。我觉得当一个人评论作品的时候，跟创作者没有关系，是这个评论者内心世界的暴露，如果他的心里只有他想去比较的那个导演，他这么说也没有错，在他的心里那个导演可能占有90%的位置，是一个坐标，但是我的心里，那个导演可能是没有位置的。
程青松：观众，影迷，影评人都有解读的意愿，做自由的阐释。今天跟你聊天，发觉你是反好莱坞体的，反类型化，反模式化，你最不喜欢听到有人把你的作品归类成像某个导演，你不是这样的，你就是你自己。也许解读你电影的人，不知道一个创作过程是从心灵到头脑的主观体现，你的电影其实是自己创作出来的，跟别的导演没什么关系。
姜文：这样说可能清楚一点，但恐怕很容易又被别人理解成狂妄。
程青松：不喜欢被人归类。
姜文：事情是这样的，如果一个人只是一个粉丝，哪怕是影迷，他是当不了一个好导演的，这是有区别的。我爱看电影，一部分，但是我绝不是所有电影的粉丝。大部分的电影我看完后，还是觉得没什么意思。恰恰是觉得这个电影做得不够好的人，他才有可能将来成为一个导演。我根本就不是一个粉丝。我虽然喜欢《教父》，可我最喜欢的不是里面的电影技巧，我一般会极度地欣赏一个人的世界观，比如在《教父》里面，白兰度是怎么认识、理解和表达教父，他用怨妇的方式表达教父，从这一点上我觉得这个人很牛，我喜欢他。不是说我崇拜他，因为他很多电影也演得很烂，但是他演教父的这个世界观让我佩服。科波拉的镜头是否平庸，这都不重要，关键是他用什么样的态度来表现这个家族，以至于带出某种世界观或者某种情怀，这是我喜欢的，具体技术那一套很容易，不用去考虑，你把《教父》拍成黑白的它也牛。
程青松：电影中的世界观，他看世界的方式和看人的方式很重要。
姜文：他是怎么认识世界，这个我很看中。至于他们如何表达，是在我欣赏的东西之外的，像莱昂内他们，我没有说他们不好。
程青松：我们也没有探讨他们不好。
姜文：他们已经算是很好的导演了，但都是我不愿意反复看的导演。另外还有一句话叫做“文人相轻”，当然相轻有点贬义，但是文人如果不相轻，怎么百花齐放呢？怎么各式各样呢？
程青松：你谁都喜欢，就成不了自己了。
姜文：李白可以说我喜欢杜甫，但是实际上，我觉得李白可能心里认为杜甫怎么能写得那么唧唧歪歪，他们俩可能互相都不欣赏对方的诗歌。但可能他们对人会互相欣赏，吃顿饭可以，这个是好的。
“我觉得世界就是长在误读的这个营养上的。”
――姜文
程青松：虽然你不是任何人的粉，可我还是想知道你比较喜欢的电影是什么？
姜文：我喜欢《教父》，喜欢《末代皇帝》，几部片子就够我反复看了，我每回不留神看了一个什么烂片，我就把这几部片子搁进去，重新看一遍，心情就好了，我觉得全世界好电影就那么几部。
程青松：读书也这样？
姜文：我读书比看电影多很多。
程青松：所以我觉得你的世界观跟你的阅读还是有关系的。
姜文：我也不完全相信这些写书的，看着好看的就喜欢，不好看的就不喜欢，或者真的能启发我一下，在头顶上掀个盖的，我就觉得他很牛，但这样的东西比较少。
程青松：很多东西是被别人命名成这样才成这样，但是艺术家其实看世界完全不可以去参照这个，可以自己用自己的那一套规则，自己的那个系统去阐释。记得看完《让子弹飞》给你发过一条短信，从民国可以看到当下。你当时回的时候说“民国和当下都是道具”。我从这个回复里面感觉得出来，其实你要讲的本来就是想拍一个电影，并不是想在电影当中说这些现实的东西，现实要读的话是观众自己的事。
姜文：这里面还有一个根本上的观点问题。那样去理解这部电影的人首先认可了以皇帝、政治来概括整体人类历史，对我来说不是这样，那只是其中的一个说法，民国、爱新觉罗、朱元璋，那只是你们定义的概念和说法而已。对我来说，我有我对这一套东西的说法，我可以拿朱元璋当一个道具而已，我不知道这么说是否清楚？实际上我们人类世界是不断被强权者归纳成一种东西，说这叫欧洲，这叫资本主义，这叫什么，他希望那么做，没有关系，因为他的位置、职位或者他的需求决定的。但对艺术家来说，他们永远有他们自己一套系统在解释，什么是人，什么是强盗，什么是组织，什么是妓女。你不能说你用“五讲四美”这一套来解释莎士比亚，这就没法聊了。老百姓这么想无所谓，我们很多所谓搞文艺批评的，搞创作的还这么聊，是肯定没有出路的。这杯水我们可以起8个名字，爱新觉罗起的名字叫清朝，我们起的名字就叫杯水，我跟爱新觉罗不是一个系统，莎士比亚跟他们的英国皇室也不是一个系统。我更愿意从莎士比亚或者是莫扎特，米开朗基罗这一套东西，来理解人类历史而已。所以我说，民国也好，什么也好，只不过是个道具而已。
程青松：我能够理解，有一段时间我看到凤凰卫视会请很多人讲口述史，就是个体对于抗战或者是对于“文革”个人的记忆，可能跟官方的说法，或者是专门负责写这个的人是不一样的，我经历的这个东西是我自己看到的东西。就个体来说，他的记忆和历史记忆和公共记忆是不完全一致的。那是他的一种解读，姜文的解读是用自己的眼光。
姜文：莎士比亚写丹麦王子哈姆雷特，丹麦王室肯定跟他急了，这不是瞎编吗？但莎士比亚其实聊的是另外一回事，而且对莎士比亚来说，也不是在影射丹麦王室，说你们丹麦什么样，根本无所谓，丹麦爱怎么样怎么样，莎士比亚只是找一个王子来说这个事，莎士比亚一定觉得他自己对世界的看法比丹麦王室要重要。根本就是两种聊法。
程青松：王子只是一个载体，只是借用。
姜文：所以如果有人在那里说，莎士比亚是别用有心，影射丹麦，把丹麦搅得一团糟，其实根本和莎士比亚不在一个语言系统里对话。
程青松：丹麦王室这点事这个对哈姆雷特是一个小事。莎士比亚自己的思考是最重要的，这样说就很清楚了。历史不是教科书写的那样，历史也不是强权者说的那样的，其实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。
姜文：他聊他的，我聊我的，不是一回事。
程青松：卡夫卡写过，一战爆发的时候他在游泳，别人的话都会说我在躲避战争，或者参加抵抗运动，而他是在下午游泳，一个生活的状态，他那个个体那么自在的存在着。我当时看了很震动。
姜文：卡夫卡没有生活在制式化里。
程青松：很多作品写战争，好像每天都在撒传单，没有打酱油的人。
姜文：说句很简单的话，民国不属于蒋介石，但是有些人会拿蒋介石时代来说民国，那是搞政治研究的，搞历史研究的。但对我来说，民国肯定跟蒋介石的关系不大，我看到的是另外一些东西。
程青松：《让子弹飞》的结尾，大家都走了，牧之很孤独，有这种感觉。
姜文：我觉得是这样，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，除非有人回避他的孤独，那我没办法了。回避孤独有各种各样的办法，包括上网，找对象，乱七八糟吃喝玩乐，这些大体除了基本的温饱，都是回避孤独。如果说张牧之孤独从他第一句话就孤独了，他们说“没打中”，牧之说“让子弹飞一会儿”，这就已经是种孤独了。
程青松：在中国的银幕形象当中张牧之这个人物还是很独特的，他这样一个状态。原来的那种领袖人物在电影中会有前呼后拥。
姜文：其实《盗官记》原来拍过一个电影，我们这是第二次拍，同样一本小说，你们先看看那部，再聊这个话题可能会不一样。
程青松：那个电影叫《响马县长》，我看过，完全是不一样的类型。
姜文：那才有意思，一个小说诞生了两部电影。
程青松：《响马县长》那个年代，80年代拍东西比较老实，基本按照小说的线索，导演个人的东西比较少。可能看了《让子弹飞》，大家会发现，同样一个小说，姜文是这样来发挥和理解的，看到的东西不一样。
姜文：甚至都不是发挥和理解，我读了一遍小说，我读出来就是《让子弹飞》，“误读”。
程青松：就是你看到这部小说就开始创作了，你在想像。
姜文：对于我来说，仅仅就是“误读”，我把《生存》读完了我脑子里面就是《鬼子来了》，这也可以理解成是创作，但对于我来说基本上是一个误读。
程青松：不是“误读”，是你的读解。
姜文：是“误读”，因为我觉得世界就是长在“误读”的这个营养上的。
程青松：我以前写过一句话，“世界是由误解构成的”，充满了误解。有的人一生就在做这个事，都要让别人理解自己，有人就无所谓，就不让别人理解自己。
“《太阳照常升起》是上帝送给我的礼物，《让子弹飞》是我们送给观众的礼物”
――姜文
程青松：拍片的速度会加快吗？从导演电影处女作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到现在，十八年拍了四部电影。《让子弹飞》的剧本也磨了一年多。
姜文：至少。
程青松：当时我收到了很多条你发的短信，都是古体诗。
姜文：那都是在做剧本的过程中写的。
程青松：我收到的有七八首。哪天还可以搜集起来？发表在《青年电影手册》上。
姜文：平仄都有问题，有谁会发表一个平仄不对的？
程青松：我不介意平仄。我们这个杂志从不删减大家聊的东西，因为我觉得一旦你写的文章编辑要给你改，你是一个完整的结构，你要拿掉一块骨头特别可怕。
姜文：那我整理整理给你。
程青松：讲讲您这四部作品在你心目当中的份量。
姜文：我觉得《太阳照常升起》是上帝送给我的礼物，《让子弹飞》是我们送给观众的礼物。《太阳照常升起》是无法复制的，而且在精神生活里面永远是一个营养。我觉得大家没有看懂，没有机会看是大家的损失，不是我的损失。《鬼子来了》聊的还是人的事，虽然有非现实的手法，但是聊的都是人家说的一个阶段的事，《太阳照常升起》真的是一个心理和精神的事。
程青松：你是说在精神上的东西吗？
姜文：对于创作来说。
程青松：创作上投入了更多。
姜文：如果拿自己当材料往里面剁的话，那里面剁的全是自己的肉，都是述平我们一起做的，《鬼子来了》基本上还是剁别人的肉，剁历史的肉，《太阳照常升起》剁的是我们自己的肉。
程青松：《太阳照常升起》是你自己心灵的东西，但是看《鬼子来了》的时候容易看到中国人的状态。
姜文：更加公众一些。《太阳照常升起》是精神和心理的东西，我有时候看这个片子，拍成这样，谁拍的？我都佩服，我起码是《太阳照常升起》的粉丝，如果是的话，我就是他一个人的粉丝，他跟我现在已经不一样了。
程青松：太不一样了。
姜文：已经很久了，我现在不在那个状态，我是《太阳照常升起》那个导演的粉丝。我们是用第四人称写的剧本，第四人称复数写的剧本，不是在一个现实中的状态。不知道你们同意不同意，假如一个导演的价值在于他能够通过电影创造一个世界。我们知道，上帝也创造了一个世界，上帝的世界也有各式各样的毛病，我们当然不是上帝，正因为我们不是上帝，我们才努力的也创造一个世界看看。当然也有人说人类一思考，上帝就发笑，没有关系，上帝笑比别人笑强点。我们也试图创造一个我们的世界，这个世界是有迫切愿望和真实感受的一个世界，我们有机会去做，而且是一般商业片都达不到的一个投资去做。我很幸运有机会在2005年把太阳拍了，这个年代是绝对不允许，是不可能产生拍这样一个题材的这样的一部电影。也许到2050年，大家钱多了，人们心情也好了，说要不也拍这么一个片子吧。但当时是2005年，什么样的投资人可以这么做呢？这个人首先真有钱，让导演去花，现在很多制片人投资电影是要拿钱变钱的，拿一个要变两个的，因此本质上是不可能出现一个精神产品。太阳的主要投资人是王伟，他自己后来在家看了好几次太阳，看完了之后给我发短信说老姜，值！这个作为一个导演，我已经满足了，我应当感恩。
程青松：《太阳照常升起》的情感，这个电影按照故事，其实可以做成很写实的故事，不是现在你拍出来的那种状态。我觉得看那个电影的时候，我们是60年代出生的人，从那一代走过来的人，对它的理解还是有一些。现在的人，你使用的那些音乐，包括出现的那个时候女性的大腿的那些场面，令人想入非非，可能确实对于80后的人，对于那个东西他们可能缺乏一些了解。
姜文：其实我一直不这么认为，我可以跟你讨论一下。《让子弹飞》卖了快7亿了，难道他们对北洋都是了解、熟悉和理解的吗？不是。那个年代比《太阳照常升起》离得还遥远。美国片《阿凡达》在中国卖了12亿多，他们对那个环境熟悉和了解吗？不是的。《太阳照常升起》写的不是华侨的事，也不是“文革”的事，是一种心路历程，是一种你脑海中的经历，这个经历跟你的精神和肉身有关系，我拿出来，试图跟大家分享。我们可能忽视了一点，在这次分享的过程中，没有充分的创造好大家跟你分享的环境和心情，大家没具备我们同样的心情，所以没有形成分享的情况。我们也不说谁做得不对，只能说是心情的条件没有达成。
不过呢，任何你碰到的结果，其实都是你所期待的，只不过你忘了你最根本的期待。再换句话说，如果你的希望和你的手段是朝一个角度的，没有办不成的事。如果你的希望和你的手段无论因为什么原因有了偏差，就会产生不是心想事成的情况。后来我看了当时我们谈剧本的60万字的那些记录，太阳上映后的反应实际上是我们期待的，我们就期待是一个别人说，啊，我们怎么看不懂啊？这是我们最根本的东西，当时确实想跟人家分享，但是没打算跟那么多人分享，这是非常微妙的一件事，所以我跟年轻人会说这句话：你想做的事一定能做成。你稍微检验一下，你的目标和你的努力方向是不是有偏差？如果把偏差调得笔直，就一定会心想事成。如果不是笔直的，那你就要承担你事先设计好的这个结果。其实多少我们做《太阳照常升起》的时候是有某种宣言感，有这个潜意识，这个潜意识最后就造成了这个结果。
程青松：宣言感是说拍给50个人看的？
姜文：也不是，我们对未来也没有那么多期许，是我们想好了能理解的观众可能没那么多，现在是这么多，可能比《太阳照常升起》上映的时候会多点，但绝对不会像《让子弹飞》那么多，是两种类型的东西。如果《太阳照常升起》有《让子弹飞》这样高的票房，那我们就彻底“崩溃”了。
程青松：电影不是单单以票房来证明价值的。
姜文：感谢上帝给我们一个《太阳照常升起》最完美的结果，其实它是最完美的。
程青松：也有人很喜欢这部电影。
姜文：有很多人，对《太阳照常升起》的感受，跟我的表达有共鸣，我觉得我还是有很多分享者共鸣的。我觉得这些都是正常的，非常好。
程青松：以前我有一个好朋友就说，经常有人拿我看不懂某个东西是批评某个东西，那是因为你自己没有准备好。
姜文：你只能看加法，你不会乘法，你说这个叫什么？我看不懂，因为它是乘法，你应该有些自卑。他这么说对我没有伤害，对他自己伤害更大。拍挣钱的戏是容易的，拍《太阳照常升起》还真需要点本事，或者需要上帝给你机会。
程青松：真要说票房，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1995年就是冠军。那个时候的物价不是现在的物价了，折算下来也是好多亿了。
姜文：咱就不折算了吧。
程青松：《让子弹飞》拍完了肯定要准备下一部吧，下一部的方向是什么？
姜文：我现在还没想这个事，我还要歇会儿。我这半年剪片子颈椎问题很大。
程青松：现在很多导演都不自己剪片子的。
姜文：如果剪接导演不参与，甚至不去做剪接，这个导演其实不应该叫导演。所以好莱坞为什么老剥夺那些烂导演的剪接权，剪接真的十分重要。
程青松：剪辑可以让电影起死回生。
姜文：一个导演，不参与剧本，不参与剪接，不参与表演，那都不能叫导演，不会演戏的编剧不是好导演(笑)。
程青松：中国的导演比编剧多很多。
姜文：中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道听途说把导演当成事了，我很反感，你先别说你是不是导演，你会不会写剧本？你能不能剪接？你能不能演戏，如果不能的话就不是，你就不叫导演，就不能叫导演，你凭什么跟人家说？你凭什么跟人家说你要这么做，你不能说我有这个职位，那是胡扯。
程青松：但是你现在的精神状态也很好，期待能看到你新的作品。今天我们不仅仅聊了《让子弹飞》，也聊了《太阳照常升起》。很久没有一部电影能激起大家这么多的话题，可见我们的生活是多么的贫乏，我们的精神生活在日常生活中是多么的匮乏。
姜文：其实我的电影，年代和故事看上去是离现实生活最远的，但是观众看完了后，却有很多可聊的。很多电影内容看上去是贴着生活拍的，看完了，却觉得跟生活一点关系都而没有。
程青松：电影是梦，也是现实，谢谢姜文和我们分享了他的创作经验，我们期待他的电影，让太阳像子弹一样继续飞吧。
周六 十月 15, 2011 3:11 am